参考消息网7月14日报道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6月25日发表文章《全球化的未来》，作者是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欧洲商学院荣誉教授米夏埃尔·许特。全文摘编如下：
曾长年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化，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疫情时期，年春季的封锁规定和边境关闭措施切断了全球分工，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年。生产和采购过度专业化造成的依赖性，也为从根本上思考世界经济提供了额外理由。
就此而言，人们似乎偶尔会忘记：如果不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分工取得了进步，世界原本会变得更贫困，更不平等，机会更少。虽然过去40年来的全球化产生了比天真的市场信仰所设想的更具差异化的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它对国民经济收入的影响是积极的。经济体开放会加大竞争力度，带来适应方面的负担，但向最强国家（由质量、交付义务、客户导向和服务承诺的全球标准来定义）的经济发展看齐的道路恰恰始于此。全球结构加速转型中的失败者——尤其是那些不具备行业专业技能来为当地创造价值的企业——正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如果忽略它们，就会失去大量信任。
西方全球化方案失败
在不同秩序中，对全球化影响的看法差别很大。当国际投资者的资本流动时，*治决策就会承受压力（这一点在税收*策中体现得很明显，同时也体现在能源*策等其他对区位成本很重要的领域）。当人口迁移提出社会融合任务时，公民社会结构（例如社会保险）的效率就会受到挑战，就会引发文化认同、开放和融合的问题。日趋激烈的竞争带来的全球化经济推力需要得到教育*策和区域*策的回应，从而不断开辟新的就业机遇。全球化经济推动力也要求为不能适应转型的失败者提供包含激励措施的可能性。
开放进程使经济、社会和*治进入一种易发生冲突的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的不同传播途径都在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通常所认为的商品贸易。移民、资本流动、商品贸易和知识传播将参与者、流程和市场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所说的“形成结构的远程联系”。这些传播途径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和替代，且都会以某种方式导致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弱化。
在19世纪的全球化第一阶段，运输成本降低、旅行限制被取消以及人口压力推动了人口迁移。另外，洲际电报电缆、大陆电话网以及报纸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交流更加密集和便捷。全球公众首次出现，国际展览会和大城市竞争让他们获得了曾只在精英间交流的制度基础。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北美在经济上形成了跨大西洋的西方，并且从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根源中，形成了以法治、分权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思想，至今一直表现为“西方标准项目”（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语）。
第二次全球化的特点是跨大西洋的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它曾长期被掩盖，但世纪之交后越来越明显的系统性竞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系统性冲突，其结果远非“冷战”那样可以明确预料。西方必须认识到，它在二战后创建的秩序，绝非会在世界其他地区理所当然地被接受。
年在热切期待中开始工作的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成为维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的有力参与者。更多时候，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通过阻挠仲裁法庭的任命，在制度上削弱了该组织。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虽然进行了好几轮，但由于无论是在西方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还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调和，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
另外，西方的特定区域贸易*策项目（不论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还是美国和太平洋周边国家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落空了，要么是因为*治投机，要么是因为社会反对。在全球化悖论的映衬下，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双边协定取代了全球进步或者至少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整合在内的次佳解决方案，为回应特朗普*府的*策，欧盟也在推进这样的双边协定。然而，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仍在等待德国联邦议院的批准。
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种论断：就建立有效和稳定的*治制度而言，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取代殖民统治的过程失败了。尤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远未稳定融入世界经济，最多只是信息全球化在发挥影响并促使贫困人口向富裕的欧洲迁移。年，西方在德国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提出了“与非洲有约”伙伴计划，终于开始尝试支持非洲国家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落实它们自己制定的项目，而不是按照西方的理解预先制定规划。
数字技术重构全球化
全球化正承受压力。不同的传播途径引发紧张关系，而且无法简单地通过经济动力消解。围绕如何理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更不用说地缘*治冲突了。世界上的广大地区、尤其是非洲，还在寻找有效办法来吸引资本流入。第二轮全球化的机制正在失去效力和意义，尤其是在发展*策上，各大洲越来越倾向走自主的道路。无论如何，目前上述所有都让一个只能通过全球方案解决的问题获得解决的希望变渺茫：气候保护。如果新一届美国*府与跨大西洋伙伴就“气候俱乐部”理念（统一的二氧化碳价格和碳边界调整机制）达成一致，将会带来机遇。
在许多西方国家，开放、掌握多种语言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各行业精英，他们的全球化倾向受到了不那么开放、也不太愿意适应并且更看重出身的人的反对。
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趋势对全球化提出了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完全是矛盾的。第一次贸易全球化的特点是成品交换，而现在是中间产品贸易。这反映了价值链是跨境的，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的。数字化给基于已有自动化的全球分工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因为实时数据传输使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全天候管理与全球管理成为可能。因此，直到年，世界贸易增速始终高于世界生产增速，全球分工在加剧。但就从那时起，趋势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数字化对商业空间结构提出了有趣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已经提出了一段时间的论点，即3D打印（增材制造）将导致生产重新返回工业化国家，因为运输成本比劳动力成本差价更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回流还没有得到证实。如果考虑到国民经济供给侧的独特专业化（尽管全球分工取得进步），这就不那么令人惊讶。虽然世界各地的消费结构已经一致，但生产结构却并非如此。历史定义的结构在形成生产集群和知识网络时显然是稳固的。它们不支持通过去工业化实现大趋同的论点。
城市化趋势难以逆转
回顾过去会发现，如果没有城市化，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是很难想象的。城市是基础设施的先锋基地和人口稠密地区的体验基地。国际展览和大都市竞争带来国际标准，并将区域领先城市联成网络。如果我们把开创了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德国人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的中心和外围空间结构思想，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中的创新力量带来增长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论点。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在其“火山理论”中把城市定义为一个把开放、亲密接触和竞争转化为新想法的创造性团队，从而使大都市看起来像一座火山，“它不断地（即便不是经常地）喷吐出新知识，也就是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像熔岩一样从山上流下来，然后在一直都波及边缘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产生施肥效果”。
这里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永远给定的城乡结构的静态观念。仅仅历史事件和偶然事件的作用已经足够强大。特别是技术创新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结构。这种结构因中心的排名顺序而有所区别；中心是有组织的现代热点，是移民和知识传播网络中的节点。新经济地理学以相同的程度为经济空间的趋同和发散展示了增长理论。在21世纪的数字世界中，劳动分工和知识分享完全可以在技术上与真实的人类互动脱钩——不论就空间还是就时间而言。这样的世界证明，集聚效应仍然与具体的基地相关。“巨星城市”吸引“巨星企业”；结果，区域差异增加，一些城市可能失去最高中心地位。
全球化面临压力，但具有新活力的前景。这并非没有先决条件，而先决条件始于大流行带来的后果。封锁的经历——例如社交距离和居家工作——让人们对集聚效应产生了怀疑，这对中心与外围共存的创新力产生了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待在家里并且避免都市生活，那么火山就有可能干涸。
“数字化迁移”虽然有助处于追赶过程中的经济体的发展，但并未使创新团队的密切接触成为可能。重新回到以“整栋房子”作为前现代时代塑造日常生活的地方，在数字上是可能的，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了确保城市化作为集聚的基础，必须制定让火山大量喷出知识的区域*治方案。
全球系统性冲突需要厘清秩序*策（如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市场准入等）的最低标准。如果有可能通过适当的利益平衡让非洲国家参与进来，那么气候保护方面的合作机会就会出现。对年成立的非洲自由贸易区进行加强非常重要。
依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体验到通过全球网络进行合作可以带来什么好处。为了增强全球化在非洲的整合能力，必须根据上面提到的最低标准来认真对待这些国家的制度特征。为什么非洲不应该经历使亚洲经济强大并引发创新火山的繁荣？那样的话，全球化将再次被证明是一个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