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范思立
国际经贸规则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之争，并引发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
“在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挑战之际，各国也在加大推进WTO改革的力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本报记者表示，从长期视角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大国的崛起要求在规则制度上重构，加之信息化技术导致全球分工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引发对全球化价值链重构的反思；从中短期视角来看，最先提出重构议题的不是新兴大国而是守成大国，由于美国认为中国在WTO体系中获得跨越式发展，其要求要用“更公平”的模式来解决整个世界的贸易秩序问题，并采取过渡性举措，最终建立新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日前发布了以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主题的研究报告。作为该报告主笔，王孝松认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主要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减弱，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并逐渐升级为一些经济体的国家意志和*府*策。二是旧规则的问题不断暴露，协商一致的决策存在漏洞；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未必适用于所有问题；全盘承诺不能适应WTO的复杂现实；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有待落实。三是WTO面临现实困境，区域贸易协定导致世界贸易体系“碎片化”，自WTO成立以来，其最为权威且有效运作的部分就是争端解决机制，其中上诉机构肩负重要使命，但年以来上诉机构停摆，加剧了案件积压，从而削弱了WTO作为贸易争端调停者的公信力；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参与WTO决策，从而效率低下甚至无法推进。四是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因涉及各方利益，导致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无法取得进展；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分歧最为突出，分歧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历经多年，多哈回合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剧了世界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特征。
王孝松认为，未来中国应从四方面着力对国际经贸规则进行重构。
第一，以追求“包容性利益”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要以开放、自信、有为的姿态参与和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有关的讨论与制定，不回避敏感问题的讨论，主动提出完善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张、倡议及方案，更加有力地开展围绕规则制定的国际协调工作，提升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形成作出中国的应有贡献。
第二，加快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顺应全球范围自贸区蓬勃发展的大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区域和双边层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参与和引导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
第三，以加快国内改革来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迁。如果未来中国不能加速国内体制改革，将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们要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作为动力和机遇，自觉地向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靠拢，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第四，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议题的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新动向。对于TPP、TTIP、TISA等谈判所涉及的贸易新规则与标准，更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以把握国际贸易*策的前沿，争取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
第五，加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建设和能力提升。随着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要重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软实力建设，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打造对外开放战略智库，做好人才培养和对策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策建议和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