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学的是经济，研究生毕业于天大建筑学。朱起鹏的作品不多，真正打动我的是一个小小的考古工作站。这个小建筑位于新疆北庭故城遗址旁边，看到他为这个建筑写的一段日记，很有意思：“建筑师的尺度感和材料感觉，来源于他的第一个房子。在这座房子里，我体验了50mm的木拼条，mm的石面层，1：1.5的卵石放坡，还有—mm的地坑院。还记得做完大厅地面后，我就要求工人们光脚进出，结果很明显，只有我遵守了这个规则，袜子全是土～我知道它满是毛病，但依然爱它如初，它比我女儿早一年出生，算是她的小哥哥吧～”
来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朱起鹏：对遗址建筑的思考
作者:赵敏
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家喻户晓，《白马啸西风》篇幅虽短，却在最后提出了古今往来无法解答的天问：“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是青年恋爱感情上的“单相思”。如今，一些中国青年建筑师对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的热爱也是这样，每每看到他们一方面对于中国建筑文化一知半解，另一方面却又热情万丈地追星（特别是盲目崇拜来自外国的建筑“大师”们），心中常常会有些许惆怅和担忧。
朱起鹏生于年代，是个热情、健谈的小伙子。然而真正让我对这个青年建筑师产生好感的是他的一个小小的设计项目——北庭故城遗址南门工作站。即将而立之年的他凭借着这个项目，在年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后面简称中国院）建筑方案创作优秀设计表彰奖中获得第一名。对设计费有限，又地处偏远……的这个项目来说，低收入和高完成度往往是一个建筑师职业情操的试金石。朱起鹏是个优秀的青年建筑师！
提起北庭故城遗址南门工作站，朱起鹏的话匣子便打开了：“这是一座新疆的房子，匍匐在天山北麓的绿洲里。它北面米，是曾控制整个北疆的北庭故城的遗址。作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重要节点，这里正在建设一座考古遗址公园，南门工作站是这里第一座完成的配建项目。工作站离遗址非常近，它既不能干扰遗址环境，又需要与遗存本身可以区别。”
他为我讲述着这个微型建筑的来历：“方案的雏形，从看到基地的第一眼就在脑海中生成了。建筑的主要体量被安置在大道一侧的低地上；道边有许多杨树，正好成为一道绿色屏障；我们将游客服务大厅、卫生间和设备机房拆散，掩藏在土丘中；一条与现状路平行的路径，穿过这组房子，将电瓶车换乘站、工作站庭院和北面的遗址串联起来。这里会形成进入遗址前的一个顿点，通过地面高低和空间宽狭的对比，完成人们进入遗址前的情境转换。”
为这个项目，朱起鹏在工地上整整呆了一个半月。那段日子里，他的建筑观有了很大变化。他说：“在工地上，你能感受到工匠们的施工逻辑，它与建筑师的设计逻辑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反。但对于一座建筑来说，只有当施工逻辑和设计逻辑充分对接，才能完整地将它实现出来。图纸是建筑师与工匠对接的途径。通过工地实践，你能真切地了解图纸该表达哪些东西。这是一个正确设计表述方式建立的过程。对一个年轻建筑师来说太重要了。”
这个项目也让朱起鹏重新认识了建筑中的“低技”。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很喜欢把‘低技’作为时髦的设计标签。那时总认为，低技就是和和泥，堆堆土，再招呼上老乡们一起盖房子。现在看下来，远没那么简单。
建造技术，本没有高低之分，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和组织既有的材料和工艺。所谓‘低技’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建造智慧，是人们在材料和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达成最佳建造结果的过程。
在我有限的工程实践中，很多时候面对着偏远的乡镇或山区，那里往往既没有成熟的现代施工技术，传统的乡土建造也无人继承。我们只能在既有的建材和工艺中寻找着平衡。这个探索过程很辛苦，尤其与大院的设计方式差异很大。但每前进一步，都会让设计更为理性和适宜。”
朱起鹏告诉我：“中国院虽然是个大院，但还是会不断有小而美的作品诞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细节比较舍得花时间吧。”朱起鹏回忆起南门工作站材质选择的过程，“我们最终选用的毛石砌筑墙面，其实是多次试验之后的结果。遗址和周围的乡土建筑都是夯土建造的。所以我们在设计之初也曾想用夯土，但是北庭夏季多雨，用夯土砌筑，日后维护困难。此外夯土结构承重不佳，承托覆土屋面也不适合。后来我们想到用砖混结构，表面抹泥，模仿夯土质感，但毕竟构造虚假，实验结果也不理想。最后，我们找到一种颜色与土壤接近的地产石头，请修造护坡的工人砌成不规则的毛石墙，这个意外之举，竟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既在色彩上与环境融合，又能与遗址本体区分。这些设计过程，可是我们在电脑面前想不出的。”
朱起鹏介绍，除了这座南门工作站，一座博物馆还将在距离北庭故城遗址2公里外的小镇上开建。它被选在市镇与耕地的分界线上，朱起鹏希望这座建筑成为自然的田园与人工化城镇的衔接点。
他说：“这是个遗址博物馆，它需要具备一种遗址的气质。我认为遗址是具有半人工特征的。一座人工修建的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被自然剥蚀，变成残墙断壁，人力与自然力的相互作用，让它成为介于二者之间的存在。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选址，让它有机会具备这样的属性。我们沿着基地内农田的垄沟，一垄一垄将大地抬升起来，所有展厅都安排在这些“田垄”之下。文物在被半埋没的空间中展示，仿佛回到了它出土的地方。博物馆扮演了一个从自然的田野慢慢向城镇过渡的形象，它恰恰符合了遗址的半人工特质。”
在“田垄”展厅之间，由若干景观盒子衔接，在这里参观者能看到室外的田野景象。
“我们会在那些景观盒子外种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植物环境，让参观者能与刚刚看过的历史文物联系起来，一个时期的文化对应那个时期的自然环境，远远地还能看到几千年来连续不断地人类耕作场景，建筑参与到人们的观展体验中，成为可以穿越时空的容器。”讲到这里，朱起鹏脸上似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国院是一大批朱起鹏这样年轻建筑师成长的土壤。作为历史最长的大型设计院，这里曾涌现出戴年慈、林乐义、陈登鳌、崔愷、李兴钢等著名建筑师，留下了异常丰富的建筑作品。它内部高效率的专业配合机制和专业培养体系，让中国院的建筑师们的创作如鱼得水。有人说“中国”两个字，为中国院带来了甲方更多的信任和更多接触优秀项目的机会。但朱起鹏却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这个名号是荣誉，更是压力。因为你时刻要以这个行业内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有的时候你的机会很好，能够在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位置或是知名古迹周边留下房子，很多比你优秀得多的建筑师却没这种运气。所以你更要好好干，因为人家正盯着你呢。从崔总、兴钢总建筑师，到我的领导于海为建筑师，再到我的同事们，都在传递着这种观念：珍惜每一次改变大地的机会，珍惜社会对中国院的信任。”
“我一工作就在这里，所以没啥比较。我就是觉得，在这里，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