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闫桂花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20年前入世前后，卢先堃即参与了WTO有关工作，从欧洲司欧盟处副处长到商务部世贸司，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从规则的接受者、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并从一个“边干边学”的WTO新人，成长为主管贸易救济、纺织品、农业等议题谈判的中国驻WTO前参赞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入世20年，中国货物贸易量从全球第六跃升为第一，服务业贸易也从全球第11位跳至第二位。
然而，跟20年前WTO以及全球化在街头巷尾流传的“盛况”相比，如今在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等浪潮助推下，WTO似乎已经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但凡现诸报端，就很难摆脱与“瘫痪”“停摆”“亟需改革”等词句捆绑在一起的尴尬境遇。
然而，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邮件专访时，卢先堃表示，“全球化浪潮退下”的说法本身就不确切。电子商务还在崛起，而尽管WTO还有很多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但作为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仍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原计划于11月底举行但因疫情无限期推迟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本来是被赋予很大的期望，在渔业补贴、疫情应对、电子商务等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
回顾中国在WTO的20年历程，既是对先行者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努力的致敬，也可以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和动能。“目前WTO面临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失去了一个外在的抓手，如何在维系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继续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中国下一步的重大课题。”卢先堃表示。
以下是对话原文。
界面新闻：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您当时正在欧洲司欧盟处任职，首先想请您回忆下当时是什么情景？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卢先堃：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刚刚从布鲁塞尔的中国常驻欧盟使团调回，在外经贸部欧洲司欧盟处任职副处长。之前在布鲁塞尔工作的几年（-年）期间，我已经开始接触到WTO相关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当时的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代表团，与欧盟就中国入世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前后有好几次机会辅助他们工作。回到欧洲司之后，又于年6月参加了时任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的代表团重返布鲁塞尔，石部长与时任欧盟贸易委员拉米正式结束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从而结束了与WTO最重要的两个成员结束了谈判（年中美达成协议），并促成当年12月中国成功入世。
就我个人而言，-年，我做了八年的双边工作，主要是负责与欧盟的经贸事务。后期开始接触多边工作，并于年初调入新成立的世贸司，开启了自己的多边工作生涯，直到今天。由于之前对WTO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只是皮毛，但中国加入WTO当天也是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之日，中国一方面要切实履行加入承诺，接受其他成员的监督，另一方面又要投入多哈回合谈判，挑战很大。我们新到世贸司的人只能边干边学。
我记得年第一次带队到WTO参加规则谈判，主要内容是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以及渔业补贴等等。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这个谈判机构亮相，因此主席新西兰大使TimGrosr（后来任新西兰贸易部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专门过来和我及代表团握手欢迎。会议开始后，各成员发言踊跃，我虽然英文专业出身，基本能听清他们的发言，但完全听不懂他们谈的是什么以及发言背后的目的和策略。笨人笨办法，会后我就带着代表团，专门拜会了中国香港的谈判代表团，足足和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虚心请教谈判的基本内容、主要成员的基本立场等等，感觉茅塞顿开。
我和同事之后不断地和秘书处讨教、大量阅读谈判材料以及和专家学者沟通等等，同时和农业部同事一起讨论、研究中国应持立场，很快于当年6月14日就其中的渔业补贴提交了中国提案（TN/RL/W/9），这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首份提案，引起了其他成员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