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财网
原标题：专访郝福满：各国是否已准备好重新和美国合作？这需要时间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BertHofman）。
年末密集达成的多个多双边经贸关系协定，成为疫情阴霾下世界的重要亮点，但在多边贸易体系失序的情况下，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亟待解决。
亚洲地区的贸易前景如何？供应链重组是否会成为长期趋势？拜登政府上任后我们能回到多边主义的世界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意味着什么？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报告发布会后，第一财经就这些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BertHofman）。
郝福满认为，由于亚洲更早也更好地控制住了疫情，并且恰好生产的是疫情相关的产品，因此由贸易拉动了复苏，但疫情平息后贸易格局可能会重新回到此前的均衡状态。在供应链方面，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对供应链重组的影响可能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大。
此外，郝福满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后，人们可能会变得不太容易相信美国政府的承诺。“在美国政府转变了立场后，其他人是否也都准备好了，也欢迎和美国再次合作？我想，这需要时间。”他说，“对欧洲人以及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合作伙伴来说，它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观察美国是否真的这么想。另一个更长期的因素是，美国错失了时间。与五年前相比，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为不利的位置上。”
疫情与亚洲强劲的出口
第一财经：中国海关近期公布了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数据，结果相当令人惊叹。中国也是去年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你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如此不同？
郝福满：首先，很明显，在最初的冲击之后，中国很快就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其次，中国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在疫情期间对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在整个疫情发展的过程中，供应端没有太大的损失。疫情结束后，也没有太多的公司破产。第三，中国的相对表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中国在年呈现正增长，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中国年的增长前景也比较乐观，经济正在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主要组织预计（中国）会有8%的增长，这甚至超过了疫情前6%左右的增长率。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表现，经济上有很好的效益。
但在出口方面有一个特别之处引人注目，就是国内的措施帮助制造业恢复得很快，但是需求不足。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实际上仍滞后于这种复苏和生产。因此，在生产更强劲但需求较小的情况下，出口表现得更为强劲。
第一财经：亚洲的增长一直是出口导向的，有些人认为这需要改革。但在后疫情时代，也正是贸易拉动了亚洲的复苏。你怎么看亚洲对贸易的依赖？
郝福满：这解释起来较为复杂。该地区的出口复苏可能只是暂时的。出口如此强劲的原因，一是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产品在全球需求量很大，而这些产品恰好是在亚洲生产的，尤其是在中国。二是其他许多国家花了更长的时间来控制疫情，事实上，许多国家还没有成功遏制。因此，那些防控得当的国家能出口的就比以前更多，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国家。然而，一旦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受到控制，比如疫苗发挥了作用，形势就会恢复正常。
然后我们需要考虑届时会发生什么。让全球忧虑的事情之一就是供应链的脆弱性，特别是关键性的商品和关键性的制造业，比如防疫的个人防护设备（PPE）。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中，这可能会从亚洲转移出去。
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产品（的生产）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有些公司可能会说“我们不希望它像现在这样集中，我们希望看到一些差异化”。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不过总体来说，我相信这种次要的影响会比较小。
供应链与多边主义
第一财经：疫情暴发以来，的确涌现了大量关于重塑供应链的讨论。作为世界工厂，这对亚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解读这一问题？
郝福满：我的立场是，归根结底，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对供应链重组的影响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大。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几年前，供应链的重组就已经出现。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在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一些中国和外国公司就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孟加拉等国。这种趋势还会持续，这是影响供应链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疫情。人们担心疫情还会重演，而对抗新冠病毒所需的关键商品只在极少数国家生产，如防护装备、面罩、防护服和呼吸器等。所以，应该在哪里生产关键产品这一问题上，各国会进行重新考虑。有些可能会转回本国或者更接近消费国。但坦率地说，这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因素。
第三个因素会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发挥作用，就是自动化、全球化或“工业4.0”对供应链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个机器人或者3D打印，当你需要的一切都集中在你的后院，那一个在欧洲消费的产品为什么要在亚洲生产？我认为这是一个疫情没有改变的、重要的长期趋势。
第四，我认为地缘政治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特朗普政府下，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了生产和出口的转移。在我看来，这造成了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强也更持久的效应。即使在拜登政府上台后，我们也不会看到这种政策的立即逆转，因为政治舆论在美国已经发生转变。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具竞争性，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立场的美国。
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推进了两个主要的协议，一是与其他14个亚洲国家签署的RCEP。这个贸易协议也将带来新的贸易关系，比如中国此前与日本从未有过贸易协议，同时也巩固了很多贸易协议。这将帮助中国保持在亚洲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二是完成了中欧投资协议的谈判。基本上，这个协议将会让欧洲公司在中国投资变得更容易一些，也会保持中国在欧洲投资和收购公司的权利。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投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第一财经：过去四年中，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方面更多地采取了双边的方式。在拜登政府上台后，你认为我们会回到多边主义的世界吗？
郝福满：特朗普政府几乎是和所有人挑起了贸易争端，韩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在名单上。这是一段非常混乱的时间，一段具有破坏性的时间。而且特朗普还对世贸组织（WTO）的运作采取了重大行动，也并不太在意伙伴关系，以及不太在意联盟。
新任总统拜登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倾向，他将支持多边主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中国一样。第二点，他已经承诺将致力于重大的国际战略，这将需要一些时间来制定，但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意图这么做了。
短期的问题是，在美国政府转变了立场后，其他人是否也都准备好了，也欢迎和美国再次合作？我想，这需要时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较长期的影响，人们不太容易相信美国政府的承诺了。
所以，对欧洲人以及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合作伙伴来说，它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观察美国是否真的这么想。另一个更长期的因素是，美国错失了时间。与五年前相比，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为不利的位置上。
亚洲越来越多的自贸协定
第一财经：RCEP在去年正式缔结，你认为该协议最难得的是什么？
郝福满：最难得的就是协议的签署，这在政治上意义非常。这份协议是东盟驱动的，但考虑到政治和贸易因素，能够签署这样一份协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成就，尤其是缔约方中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主要盟友。显然，对这些国家来说，经济上的利益非常重要，而其经济利益在于中国，因此它们很乐意和中国签订协约。我认为这在外交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亚洲区域已经缔结了几十个协议，中国也已经签订过几十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和日本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无论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一项巨大的好处就是两国现在通过RCEP有了一个共同的贸易协定框架。有人开玩笑说，“这简直像是在13个见证人的注视下，中国和日本举行了经济层面的婚礼”，因为所有其他缔约方已经有过自由贸易协定了。某种程度上我很喜欢这样的描述，因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一个重要之处是，所有这些自贸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现在能在RCEP中得到统一。对于出口商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产地规则是非常麻烦、非常官僚、非常繁琐的，出口商们需要填很多的表格，所以RCEP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在其他方面，RCEP并不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协议，除了电子商务之外，条款大部分集中在商品而不是服务贸易上。协议中（许多缔约方）采取的是正面清单的开放方式，而不是负面清单。所以，RCEP在很多方面其实可以更开放，但同时，能把这么多国家聚集在一起已经很重要了。
第一财经：亚洲区域有了越来越多的自贸协定，比如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你认为这反映了什么趋势？
郝福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在WTO暂停运作的这个间隙，它们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让WTO自此作为贸易谈判工具的作用减弱了。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大的损失，但这就是全世界政治运作的方式。
而它的替代选择就是，各国投向了更深的区域一体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人们可以将区域贸易协定视作是某个区域中有意愿结成的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盟是可以扩大的。与此同时，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一些标准和政策甚至可以成为全球政策和全球标准。
因此，区域贸易协定是有好处的。但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区域贸易协定可能意味着歧视，它可能导致的是贸易转移而不是创造贸易。换句话说，协议内的国家开始相互出口更多的产品，而效率更高的出口国可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这就是贸易转移。
但总的来说，亚洲的贸易协定似乎是相当开放的，即这些协议也包括与外界的贸易。所以，亚洲地区的贸易协定比一些比较传统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更好（benevol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