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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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卡塔尔世界杯已进入倒计时，北京时间11月21日0时，世界杯揭幕战将打响，东道主卡塔尔对阵厄瓜多尔。
以“基建狂魔”著称的中国建筑企业，以主承包商身份建造了世界杯主体育场——卢赛尔体育场。该体育场在多哈以北约15公里处，足足动用了多个三角形单元铝板，分段拟合出碗形弧面。接下来一个多月，这里一定是全世界的焦点，这么大一个中国元素，其科技含量之高，施工质量之过硬，现场效果之震撼，引来无数赞叹。
这不，卡塔尔新发行的货币已经急不可耐印上去了，卡塔尔驻中国大使也专门为此致谢中国，可以说实实在在为“基建狂魔”打了一次广告。卢赛尔体育场为什么让阿拉伯人如此激动呢？因为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中东传统的椰枣碗和珐琅灯笼。
对于这两个元素，咱们普通中国人恐怕知之甚少，其实跟咱们还真是颇有渊源的！
椰枣纹曾大量出现在唐朝瓷器上
首先说说椰枣碗，椰枣树那是西亚地区的特有树种，阿拉伯地区有一句谚语：椰枣树是阿拉伯人的母亲、姑母和姨妈。可见地位之重要？
但奇怪的是，阿拉伯帝国（大食）最兴盛的时候，对应的朝代正好是唐朝。看看唐朝的瓷器，椰枣树的造型，常常出现在瓷器上，被称为椰枣纹（曾被误认为棕榈或芭蕉纹，近年已得到学术界的纠正）。
上世纪末，在印尼海域曾发现的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断代为9世纪上半叶），满载了中晚唐时期的瓷器达6.7万件，而长沙窑瓷器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都带有彩绘装饰，除了有花叶、莲蓬、飞鸟等常见纹饰之外，大量带有西亚风格的摩羯鱼纹和椰枣纹。
事实上，这个特点除了沉船打捞出来的，在扬州、明州、苏州等港口附近城市也有出土，还在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长沙窑瓷器出土，从而推断出长沙窑是唐代的外销瓷器大厂。
唐朝初年，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最为著名，但中唐以后，长沙窑却异*突起，不但抢占国内市场，更是在瓷器出口贸易中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外销瓷器的中国窑口，
它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方面是技术创新，长沙窑第一次烧出了红色瓷器，第一次烧出釉下多彩……色彩一旦丰富，就意味着可以把多姿多彩的绘画搬到瓷器上去，于是颜值越来越高。精美的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各地。
其次，长沙窑的市场营销做的非常好，它大量出口到国外。就会根据要出口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口味，来制定产品的风格。比如长在中东地区的椰枣树，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识别度非常高，因此椰枣纹就成了很常见的装饰纹样。除此之外，瓷器上还有很多阿拉伯地区的元素，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阿拉伯客户的需求。
不过仔细看长沙窑的椰枣纹图案，栩栩如生的同时变化很多，证明了唐人对椰枣树的认识形象而具体。事实上，杜甫曾写有《海棕行》，海棕是椰枣树的别名，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提到的波斯枣，都反映出椰枣在南方（广东甚至四川）曾零星引种成功过，因此唐人对椰枣树是有直观感受的。
另外，并不仅仅是外销产品，才会用这种舶来植物来装饰，很多内销瓷器也有使用，另外唐代的壁画中也被发现过使用该元素。
创作《五牛图》的宰相韩滉，在他父亲韩休的墓中，就发现了“乐舞图”的壁画上，绘制了一株挂有果实的椰枣树，树前则有一个头发卷曲的胡人跳舞。椰枣树出现在该乐舞图的主要画面位置，显然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强调异域风情。而汉人墓葬中，出现这些异域元素充分证明了唐人的海纳百川。
三代皇帝接力研发珐琅彩瓷器
再来说说这珐琅灯笼。其实珐琅工艺，最早是从西亚阿拉伯地区，在元末明初时传入中国的。“珐琅”一词本身就来自译音“佛郎”，是指将经过粉碎研磨的珐琅釉料，涂抹在金属的表面，然后经过干燥烧制的工艺统称，其制品被称为“珐琅器”，比如我们熟悉的景泰蓝就是一种珐琅工艺。
景泰蓝，其实有个更能表现制作工艺的名字，叫做“铜胎掐丝珐琅”，就是在铜质的胎底上，用柔软的铜丝掐成花纹，然后用各色釉料填充在花纹内部。
中国的掐丝珐琅工艺在明朝中期景泰前后发展到了顶峰，以至于后人们用“景泰蓝”来称呼这项工艺，沿用至今。所以“景泰蓝”指的是工艺并不是色彩，因为到了明朝后期，景泰蓝的底色多数是豆绿色，但并不妨碍大家继续称为景泰蓝。
到了清朝，起源于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又被运用到瓷器上。这项工艺“技改”的最大推动者是康熙皇帝，明末清初，欧洲大量的珐琅彩器物（金属胎画珐琅）传入我国，康熙尤为钟爱。于是在康熙三十二年（），宫廷造办处特别设立了珐琅作。
大概花了二十年，宫廷珐琅作仿制欧洲铜胎画珐琅和玻璃胎画珐琅，技术已经成熟。康熙又要求将画珐琅技艺移植到瓷器制作中去。而此时，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来华，成为宫廷传教士画家，立即被要求加入创制瓷胎画珐琅的行列中去。
又过了十年左右，康熙五十九年（），瓷胎画珐琅的研制终获成功。不过早期瓷胎画珐琅虽然试烧成功，但珐琅彩料与瓷胎并不能完美契合。
雍正时期，宫廷对珐琅彩瓷器需求剧增，而进口的珐琅料无法满足制作的需要。于是，雍正六年()，雍正皇帝亲自下旨试烧珐琅釉料。宫廷珐琅作于是成功研制出国产的珐琅釉料。原料问题一解决，技术上自然有了创新空间。于是，中国工匠开始直接在白色瓷胎釉面上绘制珐琅彩。因为不用再将瓷胎表面涂满釉料，一方面艺术风格更加中国化，另一方面烧制的难度也大幅降低，也就意味珐琅彩瓷器可以制作大件了。
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在吸收珐琅技术时，康熙重用传教士们，雍正则让他们靠边站，等到乾隆时，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画家，再次获得重用，于是出现了大量以西洋人物和风景为原型的瓷胎画珐琅器。
乾隆本人对西方绘画很感兴趣，因此他不光让传教士们参与创作，还下令珐琅作的中国画师也要学习油画技巧，注重光感表现，而珐琅彩瓷器正是借鉴了这些表现方法，利用釉料涂抹的浓淡来表现明暗关系，用留白来表示高光。
所以珐琅彩瓷器用料讲究做工精美，整个清朝也不过烧制了多件。物以稀为贵，每一件都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所以拍卖会上动不动就能拍出天价。
本土化的珐琅工艺，又成吸金“神器”
不过，珐琅彩瓷器从研发到顶峰都是为了皇帝的喜好，从始至终也没有离开宫廷走进民间瓷窑。
那么，中国民间真的没有掌握这门技术吗？
事实上，就在康熙珐琅彩瓷创烧的同时，景德镇官窑的粉彩瓷几乎同时被发明，这两者在技法与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在瓷胎上敷材料再烧制。对比成品来看，一般人其实很难看出差别。
特别到了雍正后期，它们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珐琅釉的原料，已经完全国产了。如果硬说两者的区别，毕竟珐琅彩因为皇家出品，原料配置各方面都比粉彩高级很多吧！
另外，民间还出现了一种广彩瓷。这种广彩瓷是景德镇烧出白瓷胎，然后运到广州完成彩绘的一种专用于外销的釉上彩瓷。
因为广彩瓷远销西欧，深受各国皇室、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喜爱，成为西欧必备的装饰与日常用瓷。因此造型、纹饰多按西方所需的定式制作，具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因此广彩瓷其实就是欧洲珐琅工艺与中国瓷器工艺的完美融合。珐琅工艺终于作为舶来品，在中国本土消化吸收创新后，再次成为中国手工业的艺术瑰宝和吸金“神器”。
看似遥远的椰枣碗与珐琅灯笼，其实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相互借鉴的见证，更是古代中国手工业强大工艺的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震撼的卢塞尔体育场，是设计师以融通中外的传统艺术为足球盛宴送上一份厚礼。无论设计师还是每一位为这座体育场洒下汗水的工人师傅，都值得我们超越国界的敬意。
参考资料：夏秀瑞《佳瓷传友情——我国瓷器出口史话》、杜文《陕西出土的唐长沙窑瓷器》、孙兵《纹饰制造与文化交流：长沙窑叶状椰枣纹研究》、朱瑷彤《明清时期的瓷器珐琅器中外交流及价值判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