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拉拢：转向TiSA
在多边谈判停滞的背景下，美国转而通过诸边谈判的方式，主导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数字贸易自由化进程。二〇一一年12月，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主导下，由16个成员组成的“服务业挚友”集团开始非正式地在WTO外秘密地进行关于服务贸易诸边协议（TiSA）谈判的讨论。
随后，TiSA成员启动关于TiSA的早期磋商，于二〇一二年12月制定了谈判框架。TiSA框架下的正式谈判于二〇一三年4月开始，目前已进行了21轮谈判，成员也增加到2个。其中，数字贸易规则是谈判的重要议题。美国在TiSA的谈判进程和议题内容上起着主导作用。早在二〇〇九年，美国服务业联盟（CSI）时任主席就提议在WTO多边框架外开展服务贸易自由化诸边谈判。
二〇一二年CSI又发表文件，“认为多边体系GATS不能有效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商业现实，需用诸边协议来促进实现新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特别工作组二〇一二年在一份报告中建议，未来的贸易谈判应在“自愿联盟”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协议，并认为此类诸边协议仅限于参与国，以避免搭便车。
在二〇一一年WTO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美国驻WTO大使表示，由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愿承担“新责任”，目前的僵局短时间内难以得到解决，并表示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成员合作，通过诸边途径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在TiSA的早期磋商和正式谈判阶段，美国作为联合主席或轮流主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把握着进展节奏。具体谈判内容也是在美国磋商阶段提议的大框架下进行的。
美国提出了跨境数据流动、强制地方化等21世纪新议题，力推负面清单的减让表，主张引进棘轮条款、冻结条款和延伸最惠国待遇条款，推动实现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是TiSA谈判的主要参与方，它们的经济高度依赖于服务业，认为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开放符合国家利益。在这些国家，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服务业产值占比过半。
二〇一二年，欧、日、澳、加各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是65.1%、71.7%、65.2%、65.2%。它们也是全球主要的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国。二〇一四年，欧、日、加、澳服务出口世界占比分别为44%、.%、1.7%、1.1%，四国服务进口世界占比分比为8.2%、4.0%、2.2%、1.%。因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以数字贸易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于是促进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这些国家的迫切诉求。
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主导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之后想要加入谈判的国家只能接受这些规则。美国要达成的是一项排他性的诸边协议，最惠国待遇适用于参与谈判方，而不惠及WTO其他成员国，以防“搭便车”。于是，通过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美国能够避免WTO多边谈判时面临的巨大利益分歧，促使达成一项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服务贸易协定。
二、多边谈判议价能力提高
尽管TiSA谈判是在WTO框架之外进行的，但是谈判方也就如何通过将其纳入WTO，使该协议“多边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的TiSA谈判目标是主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通过达成诸边协议，并促使该协议的规则被WTO其他成员国接受，最终实现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多边化。
而对美国来说，推动TiSA谈判并达成诸边协议，不仅可以在TiSA框架内推动能彰显美国意志的数字贸易规则的适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升美国在WTO框架下开展多边谈判的讨价还价权力。在与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谈判时，美国具备有吸引力的外部选择，并通过设置议程，促使对方被动应对，进而提升了自身在多边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一方面，通过推动TiSA谈判，促使达成诸边协议，美国开展多边谈判具备了外部选择。美国数字贸易规则的核心诉求是促进数字贸易自由化，扩大美国占比较优势的数字服务业的出口，锁定美国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地位，促进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利益。TiSA谈判就为美国实现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多边谈判之外的替代选择，将扩大美国的服务出口额，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个谈判方占据了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70%。若最终达成一项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将对其成员国带来贸易创造效应，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壁垒将降低，服务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指出，“TiSA的达成将使美国出口增加亿美元。”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将增加服务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的前副贸易代表庞克表示，美国服务出口每增加10亿美元，就会创造个就业机会。此外，发达国家间数字贸易规则的协调也有助于加快它们之间的跨境数据流动，“推动建立数字经济的统一市场，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将加速整合步伐，共享技术和人才资源。”这可以加快发达国家数字技术的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
总之，TiSA谈判为美国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外部选择，这是美国相对多边谈判中的其他参与方更能接受不达成谈判结果的初始状态，即多边谈判的停滞。另一方面，美国推动TiSA谈判并促成高标准的诸边协议，还能设置议程，产生既成事实，使其他行为体被动应对。在诸边谈判的参与方已经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并付出谈判成本的情况下，后加入谈判的国家将面临一定的门槛，需要缴纳“入门费”。
这些入门费就是要求后加入的国家被动接受已确立的规则，后加入者将面临更高的标准和更大的成本。除此之外，随着TiSA谈判方达成诸边协议，彼此间进一步开放了服务市场，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竞争性自由化的压力。发达国家是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
二〇一五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前十的贸易伙伴国家（地区）依次是：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英国、韩国、中国台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二〇一四年，巴西对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约占服务出口总额的67.5%。于是，TiSA的达成会对非成员国造成贸易转移效应，后者面临服务出口市场缩小的局面，而被动接受自由化的贸易*策。
同时，随着TiSA谈判方对相关国际监管标准的协调，形成规模庞大的、监管标准统一的数字贸易市场，其他国家为进入这一市场就需遵守已确立的相关监管标准，这就为非成员国带来了潜在的调整成本。总之，对被排除在TiSA谈判外的其他国家来说，TiSA的达成将使它们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处于被动地位，成为规则接受者。
通过推动TiSA谈判，美国推动多边数字贸易谈判具备了有吸引力的外部选择，同时设置了议程，这使美国提升了它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谈判的议价能力，促使后者做出本来在多边谈判框架下难以做出的让步，改变*策和行为。多哈回合服务谈判的僵局被打破，中国于二〇一三年9月表示了加入TiSA谈判的意愿。
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仍然持观望态度，但它们积极地参与了WTO框架下关于服务贸易的讨论。如，二〇一五年2月，在关于实施“最不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豁免”的高层次会议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提交了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服务提供者提供市场准入优惠的具体提议。美国提升了议价能力的另一体现是在同中国谈判时，它要求后者做出更多的让步。
美国对中国能否加入TiSA谈判设立了五大评估关口，以施压中国作出可信的服务贸易承诺。中国严词拒绝了美国设置的这些评估关口，但也没有完全忽视美国的要价。二〇一六年，中国曾表示如果能够加入TiSA谈判，它可以在WTO《环境产品协议》谈判中做出让步，削减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产品关税。
此外，面对TiSA达成将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或监管标准统一的服务贸易市场，被排除在谈判外的其他国家不得不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例如中国二〇一三年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对接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积累经验。总之，无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是展现出强烈的谈判意愿，谈判时作出让步，还是进行国内改革，这都表明美国通过推动TiSA谈判提升了自身的议价能力，使新兴经济体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处于劣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