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密集达成的多个多双边经贸关系协定，成为疫情阴霾下世界的重要亮点，但在多边贸易体系失序的情况下，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亟待解决。
亚洲地区的贸易前景如何？供应链重组是否会成为长期趋势？拜登*府上任后我们能回到多边主义的世界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意味着什么？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报告发布会后，第一财经就这些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BertHofman）。
郝福满认为，由于亚洲更早也更好地控制住了疫情，并且恰好生产的是疫情相关的产品，因此由贸易拉动了复苏，但疫情平息后贸易格局可能会重新回到此前的均衡状态。在供应链方面，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地缘*治因素对供应链重组的影响可能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大。
此外，郝福满表示，在特朗普*府之后，人们可能会变得不太容易相信美国*府的承诺。“在美国*府转变了立场后，其他人是否也都准备好了，也欢迎和美国再次合作？我想，这需要时间。”他说，“对欧洲人以及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合作伙伴来说，它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观察美国是否真的这么想。另一个更长期的因素是，美国错失了时间。与五年前相比，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为不利的位置上。”
疫情与亚洲强劲的出口
第一财经：中国海关近期公布了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数据，结果相当令人惊叹。中国也是去年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你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如此不同？
郝福满：首先，很明显，在最初的冲击之后，中国很快就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其次，中国*府出台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在疫情期间对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在整个疫情发展的过程中，供应端没有太大的损失。疫情结束后，也没有太多的公司破产。第三，中国的相对表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中国在年呈现正增长，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中国年的增长前景也比较乐观，经济正在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主要组织预计（中国）会有8%的增长，这甚至超过了疫情前6%左右的增长率。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表现，经济上有很好的效益。
但在出口方面有一个特别之处引人注目，就是国内的措施帮助制造业恢复得很快，但是需求不足。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实际上仍滞后于这种复苏和生产。因此，在生产更强劲但需求较小的情况下，出口表现得更为强劲。
第一财经：亚洲的增长一直是出口导向的，有些人认为这需要改革。但在后疫情时代，也正是贸易拉动了亚洲的复苏。你怎么看亚洲对贸易的依赖？
郝福满：这解释起来较为复杂。该地区的出口复苏可能只是暂时的。出口如此强劲的原因，一是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产品在全球需求量很大，而这些产品恰好是在亚洲生产的，尤其是在中国。二是其他许多国家花了更长的时间来控制疫情，事实上，许多国家还没有成功遏制。因此，那些防控得当的国家能出口的就比以前更多，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国家。然而，一旦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受到控制，比如疫苗发挥了作用，形势就会恢复正常。
然后我们需要考虑届时会发生什么。让全球忧虑的事情之一就是供应链的脆弱性，特别是关键性的商品和关键性的制造业，比如防疫的个人防护设备（PPE）。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中，这可能会从亚洲转移出去。
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产品（的生产）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有些公司可能会说“我们不希望它像现在这样集中，我们希望看到一些差异化”。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不过总体来说，我相信这种次要的影响会比较小。
供应链与多边主义
第一财经：疫情暴发以来，的确涌现了大量关于重塑供应链的讨论。作为世界工厂，这对亚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解读这一问题？
郝福满：我的立场是，归根结底，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地缘*治因素对供应链重组的影响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大。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几年前，供应链的重组就已经出现。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在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一些中国和外国公司就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孟加拉等国。这种趋势还会持续，这是影响供应链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疫情。人们担心疫情还会重演，而对抗新冠病*所需的关键商品只在极少数国家生产，如防护装备、面罩、防护服和呼吸器等。所以，应该在哪里生产关键产品这一问题上，各国会进行重新考虑。有些可能会转回本国或者更接近消费国。但坦率地说，这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因素。
第三个因素会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发挥作用，就是自动化、全球化或“工业4.0”对供应链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个机器人或者3D打印，当你需要的一切都集中在你的后院，那一个在欧洲消费的产品为什么要在亚洲生产？我认为这是一个疫情没有改变的、重要的长期趋势。
第四，我认为地缘*治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特朗普*府下，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的*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了生产和出口的转移。在我看来，这造成了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强也更持久的效应。即使在拜登*府上台后，我们也不会看到这种*策的立即逆转，因为*治舆论在美国已经发生转变。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具竞争性，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立场的美国。
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推进了两个主要的协议，一是与其他14个亚洲国家签署的RCEP。这个贸易协议也将带来新的贸易关系，比如中国此前与日本从未有过贸易协议，同时也巩固了很多贸易协议。这将帮助中国保持在亚洲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二是完成了中欧投资协议的谈判。基本上，这个协议将会让欧洲公司在中国投资变得更容易一些，也会保持中国在欧洲投资和收购公司的权利。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投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第一财经：过去四年中，特朗普*府在贸易*策方面更多地采取了双边的方式。在拜登*府上台后，你认为我们会回到多边主义的世界吗？
郝福满：特朗普*府几乎是和所有人挑起了贸易争端，韩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在名单上。这是一段非常混乱的时间，一段具有破坏性的时间。而且特朗普还对世贸组织（WTO）的运作采取了重大行动，也并不太在意伙伴关系，以及不太在意联盟。
新任总统拜登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倾向，他将支持多边主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中国一样。第二点，他已经承诺将致力于重大的国际战略，这将需要一些时间来制定，但显然美国*府已经意图这么做了。
短期的问题是，在美国*府转变了立场后，其他人是否也都准备好了，也欢迎和美国再次合作？我想，这需要时间。这也是特朗普*府的一个较长期的影响，人们不太容易相信美国*府的承诺了。
所以，对欧洲人以及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合作伙伴来说，它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观察美国是否真的这么想。另一个更长期的因素是，美国错失了时间。与五年前相比，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为不利的位置上。
亚洲越来越多的自贸协定
第一财经：RCEP在去年正式缔结，你认为该协议最难得的是什么？
郝福满：最难得的就是协议的签署，这在*治上意义非常。这份协议是东盟驱动的，但考虑到*治和贸易因素，能够签署这样一份协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成就，尤其是缔约方中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主要盟友。显然，对这些国家来说，经济上的利益非常重要，而其经济利益在于中国，因此它们很乐意和中国签订协约。我认为这在外交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亚洲区域已经缔结了几十个协议，中国也已经签订过几十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和日本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无论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一项巨大的好处就是两国现在通过RCEP有了一个共同的贸易协定框架。有人开玩笑说，“这简直像是在13个见证人的注视下，中国和日本举行了经济层面的婚礼”，因为所有其他缔约方已经有过自由贸易协定了。某种程度上我很喜欢这样的描述，因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一个重要之处是，所有这些自贸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现在能在RCEP中得到统一。对于出口商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产地规则是非常麻烦、非常官僚、非常繁琐的，出口商们需要填很多的表格，所以RCEP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在其他方面，RCEP并不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协议，除了电子商务之外，条款大部分集中在商品而不是服务贸易上。协议中（许多缔约方）采取的是正面清单的开放方式，而不是负面清单。所以，RCEP在很多方面其实可以更开放，但同时，能把这么多国家聚集在一起已经很重要了。
第一财经：亚洲区域有了越来越多的自贸协定，比如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你认为这反映了什么趋势？
郝福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在WTO暂停运作的这个间隙，它们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让WTO自此作为贸易谈判工具的作用减弱了。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大的损失，但这就是全世界*治运作的方式。
而它的替代选择就是，各国投向了更深的区域一体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人们可以将区域贸易协定视作是某个区域中有意愿结成的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盟是可以扩大的。与此同时，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一些标准和*策甚至可以成为全球*策和全球标准。
因此，区域贸易协定是有好处的。但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区域贸易协定可能意味着歧视，它可能导致的是贸易转移而不是创造贸易。换句话说，协议内的国家开始相互出口更多的产品，而效率更高的出口国可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这就是贸易转移。
但总的来说，亚洲的贸易协定似乎是相当开放的，即这些协议也包括与外界的贸易。所以，亚洲地区的贸易协定比一些比较传统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更好（benevolent）。